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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 | 贫困的哲学:分工原则的对抗性后果

Proudhon 社會學會社
2024-11-05






专题导言


现代社会的诞生是所谓“双元革命”的结果,即随着工业经济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同时推进,逐渐产生了整个现代社会基本的观念和物质形态。但这“双元”之间并非完美协调、齐头并进的,而是时常不免于相互龃龉。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催生的劳动分工在奏响效率凯歌、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革命带来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产生新的威胁。时至今日,从不舍昼夜的车间流水线工人,到驰骋街巷享受“虚假自由”的外卖骑手,再到科研体制中意义幻灭的学徒,诸多现实仍提醒我们关注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本专题希望通过追溯这一问题的源头,从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反思中激活应对现实的想象力。


亚当·斯密作为专题开篇的人物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熊彼特语)”。斯密一方面赞美分工的对生产力的促进,一方面也意识到其负面后果,他乐观地诉诸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这种乐观主义贯穿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社会后果的认识,约翰·穆勒大谈分工的利益即是一例。与斯密同时期的亚当·弗格森则展现出更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思想不仅构成马克思讽刺蒲鲁东的素材,更启发了马克思对工场分工及其所赖以发展的“商业共和国”的质疑。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机器的大量运用使得劳动分工与斯密想象的别针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其社会后果更为复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异化”“失范”和“理性化”的视角展开分析。作为专题结尾,吉登斯的文章综合比较了社会学三大家围绕分工展开的论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何以构成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命题。策划人涉猎尚浅,专题不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年1月15日-1865年1月19日),法国社会主义者、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互助主义哲学奠基人。[图源:Wikipedia]



在原始公社里,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就赤身露体和野蛮无知来说,是平等的,就其拥有无限智能来说,也是平等的。经济学家习惯于只看到前一方面而忽视或者根本不承认后一方面。不过,根据拉·罗什富科、爱尔维修、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雅戈多等现代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说法,不同的人的智能只是在构成每个人的特点和专长的质的确定性方面有所区别,于至作为智能本质的判断力,则每个人在数量上是完全相等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按照环境的有利程度,普遍的进步总是或迟或早地引导所有的人从原始的消极平等进入才能与知识上的积极平等。


心理学的这个可贵的论据,我是坚决赞同的。它的必然结论是:才能上的等级今后不应该作为组织的原则与规律,因为平等是我们唯一的准则,也是我们的理想。因此,就如我们已经用价值理论证明了的,贫困的平等应该逐步转变为福利的平等,最初因为只代表虚无而属于消极的精神平等,在人类教育发展到最后一个阶段时,也应该以积极方式重现。智能活动是和经济活动平行地进行的,它们彼此互为表里,互作解释;心理学与社会经济学是相一致的,说得确切一点,就是它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展示同一部历史。这一点在亚当·斯密所发现的关于分工的重要规律中尤为明显。


从本质上说,分工是实现生活条件平等和知识平等的方式。分工使职业多样化,产生产品的比例和交换的平衡,从而为我们打开通向财富的道路;同时,它在工艺和自然的各个领域为我们开辟无限的前景,从而引导我们把自己的一切活动理想化,使我们的智慧具有创造性,也就是说,使我们的智慧变成神明本身,变成一种永存于一切劳动者身上的敏锐的神明化的智慧。


所以,分工既是经济进化的第一个阶段,也是智能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无论对人或对物,我们都应该从这个阶段开始研究,而我们论述的顺序并不是随心所欲任意决定的。


但是,就在这进入分工的庄严时刻,狂风便已开始袭击人类。进步虽然最终总是要扩及每一个智力与体力创造者,使他们发生变化,但是,它并不是划一地同时及于每一个人。进步首先只影响到少数特权者,使他们成为民族的精华部分,而广大群众则仍然处于野蛮状态,甚或变得更其野蛮。正是进步的这种对一部分人的偏私,使得人们长期相信生活条件的不平等是出自自然与天意;也正是这种偏私产生了种姓制,建立了各个社会的等级制。人们并不了解,任何不平等始终不过是一种否定,它本身就带有不合法的标志和最后灭亡的征兆;人们更不会想象到,这种不平等是由于某种原因偶然地造成的,而这种原因最后必将使这种不平等完全归于消失。


价值的二律背反就是这样地重现在分工规律上,结果上天赋予我们用以获取知识和财富的第一个最强有力的工具竟变成了我们制造贫困和愚蠢的工具。这就形成一种新的对抗规律公式,我们应该把文明社会的两种最古老的病态,即贵族和无产阶级归于这个公式。劳动根据其固有的规律进行分工,这个规律也是劳动增殖财富的首要条件,但是劳动分工却导致了否定了自己的目的,并且自我毁灭了;换句话说,没有分工就没有进步,没有财富,没有平等,可是分工的结果却使工人处于从属地位,使智力无用武之地,使财富为害于人,使平等无从实现。



图为1911年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宣传海报“资本主义体系金字塔”。[图源:commons.wikimedia.org]


从亚当·斯密以来,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提到了分工规律的益处和害处,但是他们过分强调了前者而忽视后者,因为这样更适合他们的乐观主义;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肯于反问一下这个规律的害处究竟何在。请看让·巴·萨伊是怎样总结这个问题的:


“一个人一生只从事一种操作,就必然比别的人做得更好和更快;但是与此同时,对于其他的工作,不论是劳力的还是劳心的,他的能力就不免要差一点;他的其他官能便慢慢地衰退,结果就单个的人来说,人类是退化了。一生只从事制造扣针的第18道工序的工人,就是一个可悲的例子。但是,大家不要以为只有那些终身摆弄锉刀或铁锤的工人才这样失去天赋的尊严,即使是那些由于职位关系而运用他的智慧最敏锐的官能进行脑力劳动的人也不免如此……因此我们可以说,分工固然是一种使用人力的巧妙办法,它能奇迹般地增加社会的产品;但是,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它又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才能。”(见《政治经济学原理》)


因此,除了劳动以外,什么是财富增长与劳动者熟练程度提高的首要原因呢?就是分工。


造成精神衰退和文化贫乏的首要原因又是什么呢?就如我们将要不断看到的,这原因也是分工。


为什么把这同一个原则一直严格地贯彻到底竟会产生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呢?无论是在亚当·斯密以前或以后,始终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发现这是一个需要加以说明的问题。萨伊虽然已经走到承认分工既产生良好的结果,也产生不良的后果,可是,他接着就只是对行业分工的受害者说上几句怜悯话便就此满足,以为自己已经作出了不偏不倚和符合实情的解释了,问题便这样放下了。他这种做法就好像在对我们说:“你们应该懂得,劳动分工愈细,劳动生产率就愈高;可是与此同时,由于劳动逐渐地变成机械性的操作,人们的智能也就逐渐愚钝了。”


人们慷慨激昂地抨击那种企图利用劳动来制造一个才能上的贵族阶层,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不平等的理论,完全是徒劳之举;人们以民主和进步的名义提出抗议,主张今后不应再有贵族、资产阶级和贱民之分,也同样是无功之事。这位经济学家像命运之神一样,冷酷无情地答道:“你们注定必须大量地生产,廉价地生产,不然你们的工业就一蹶不振,你们的商业濒于乌有,你们将不仅不能指导文明,而且将落后于文明。”怎么?在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中间,竟然有一部分人命中注定要愚昧无知?我们的工业愈完善,我们倒霉的弟兄人数反而更要增多吗?……啊!……这可是经济学家的最后结论!


不能否认,作为一种普遍事实和一种原因的分工,具有规律的一切特征;不过,由于这个规律支配着两种根本相反、彼此对立的现象,因此我们也必须承认,这个规律在严格的科学中是一种未知事物,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奇特规律,一种反律,一种二律背反。我们还不妨先入为主地加上一句,就是任何社会的经济看来都具有这种特点,因而哲学看来也具有这种特点。


除非改组劳动,消除分工的弊病,同时又保留它的有益作用,否则,分工原则所固有的矛盾是无法补救的。必须按照谋害基督的犹太祭司们所主张的杀一以拯百的原则行事,把穷人灭绝以保护私有主的财产。这个判决之所以必要,我将在下面加以说明;分工的劳动者,只要还有一丝理性,就应懂得自己的死亡是政治经济学的规律使然,也庶几得以自慰。


劳动本来应该发挥人们的意识,使人愈来愈无愧于幸福;可是分工的结果却引起智能的衰退,使人体最高贵的那个部分衰退了,造成中枢失灵,从而使人重新沦人兽性。从这时起,堕落的人类就像牲畜一样地劳动,因而理应待之如役畜。作出这个判决的是自然和必然性,执行判决的则是社会。


劳动分工在败坏了人们的灵魂以后造成的第一个后果就是延长工作日,使工作日与脑力的消耗量成反比。因为产品是既根据数量也根据质量来评值的,所以,如果劳动由于工业的某种进步而在上述的任何一方面缩减了,就必须在另一方面找到补偿。既然工作日的长度不能超过16至18小时,所以一旦不能依靠增加劳动时间来获得这种补偿,便只好从劳动价格上下手,于是工资就降低了。而工资的这种降低并不像人们可笑地想象的那样,是因为价值本质上是任意专断的,而是由于价值本质上是可确定的。供求斗争的结果虽然时而有利于雇主,时而有利于佣工,但是,这种由于人所周知的、数以千次评定的次要因素而造成的摆动,幅度大小不一。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而且也是我们在这里唯一需要指出的,就是公众的意识是不会把监工的工作与小工的劳动等量齐观的。因此劳动日的价格必然降低。这样一来,一个劳动者除了由于执行屈辱的职能而使灵魂受到摧残以外,还免不了要忍受报酬微薄所造成的肉体上痛苦。这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圣经》上所说的那句话:所得无多者,吾亦将尽去其所有。


在经济波澜中,存在着一个无情地嘲弄宗教、公平和政治信条的原理,这就是一个人是否幸福,要看他是否顺从命运的支配。的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绝不是抱着今天许多可敬的著作家仍然向往的那种基督博爱精神。渗透着这种精神的资产阶级,总是力图通过大量慈善措施来缓和法律的严酷。政治经济学家只承认公平,承认不可改变的、有如守财奴的钱袋口一样勒得紧紧的公平;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社会自发性的产物,是神明意志的表现,因此我可以说:上帝是反对人类的,他是愤世嫉俗的。上帝要我们付出无尽的血泪才能挽回一点经验教训;尤其不幸的是,我们在与自已同类的交往中,大家都和上帝一样地冷酷无情。这么说来,天父对自己创造物的慈爱究竟跑到哪里去呢?人类手足之情又何物之有呢?


有神论者说:不这样还能换个其他的样子吗?人性堕落了,剩下的只是兽性,造物主又怎么能在这样的人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像呢?所以,造物主只好把人当成役畜来看待,这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可是,考验总不会没有终止之日,劳动在专业化之后迟早终将进入综合化。


为天意辩解的人们,通常就持这种论据,结果往往给无神论者提供了新的武器。这种论调不就等于说,上帝六千年来一直在嫉妒我们那种可以拯救亿万受害者的主张:劳动同时既按专业又按综合分配!反过来说,就是上帝通过圣仆摩西、佛祖、琐罗亚斯德、穆罕默德等人教给我们一些有辱我们理性、杀人多于牛毛的无聊礼仪吗?更有甚者,如果我们相信原始的启示,社会经济学岂不成了一种可诅咒的科学,它的果实只供上帝享用,而对人类来说却是不许触动的禁果吗?如果劳动果真如经济学所发现的那样,是仁爱之父和通向幸福之途,那么,宗教为什么要贬抑劳动呢?为什么要嫉妒我们的进步呢?既然现在人们已经可以明显看到,我们的进步靠的只是我们自己,那么,崇拜这神界幽灵干什么呢?而这个幽灵依靠它那帮皈道者拼命给我们说教又有什么用处呢?天主教徒们,耶稣教徒们,东正教徒们,新天启教徒们,招摇撞骗者,愚夫愚妇们,请你们大家听听人类赞美上帝仁慈的第一节歌词吧:“随着分工原则的付诸实施,工人变得愈益衰弱、狭隘和依附于别人;工艺进步了,匠人却倒退了。”(见托克维尔《论美国民主》)


因此,我们还是不要过早地下结论,不要任意臆断经验将作的最后启示。就目前而论,上帝似乎不大厚待我们,更多地是和我们作对,所以,我们还是来谈谈事实吧!


政治经济学开宗明义就对我们说了一句神秘而阴郁的话:效用生产得愈多,交换能力便愈降低;同样,在到了第一站时,它又对我们发出可怕的警告:工艺愈是进步,匠人便愈是倒退。


为了使大家更明确这些观点,我们来举几个实例。


在整个冶金工业中,什么工人最没有技术呢?恰恰是人们所称的机械工。自从工具显著改进以后,机械工便成了一种只懂得动动刨子或者把零件送上刨床的人。至于机械原理呢?那是工程师和工长的事。乡下的一个钉马掌的匠人,迫于环境往往需要擅长几种活计,既是锁匠,又是铁匠,又是刀剑匠,又是机械工,又是修车工,又是兽医。人民总是很幽默的,他们给这种工匠起个外号叫打铁人,殊不知打铁人的铁锤底下包藏着许多高深的学问,会使文人学士为之惊奇不已!克勒佐的一名工人,十年里亲身经历了自己那个行业里最壮观和最精巧的技术改造,可是,他一离开了工厂,便成了个对什么活儿都粗手笨脚、无法挣钱糊口的人。人的无能竟与工艺的改善成正比,这种情况不但冶金业存在,而且所有行业都如此。


机械工的工资直至目前仍然算是比较高的;可是,早晚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因为这种劳动并无过人之处,要维持这样高的工资是不可能的。


我刚才引证的是机械工艺方面的例子,现在我们再举一项文化工业为例。


德国大印刷家古腾堡及其勤巧的伙伴浮斯特、萨伐尔又何曾想到他们那项高明卓绝的发明竟会由于分工而使印刷沦为一种无知的行业,甚至可以说是白痴的行业呢?像印刷业中的排字工、印刷工、铸字工、装订工和纸张管理工那样智能衰弱和文化低下的人还真是很少见。人们在埃蒂安纳时代看到的那种印刷专家,现在几乎已经绝迹,成了一个抽象名词了。由于使用妇女排字,这个高贵的行业本来就大受打击,从此更每况愈下了。我见过一个算是比较高明的排字女工,她不认得字,只认得字母。印刷工艺全面地倒退了,只有那么几个真正够得上艺术家的工人和一些有专长的工长和校对,还算保留有一点儿技术;可是这些无名学者照样受到作家和老板的粗暴轻慢。总而言之,印刷术已沦为一种机械性行业,由于职工的状况,它已经够不上文明水平了,大概不用多久就将只剩下一些残迹供人凭吊了。


我听说巴黎的一些印刷工人正力图靠结社来摆脱自己的屈辱地位。但愿他们的努力不要耗费在一些没有成效的经验主义做法上,不要迷失在难以结果的乌托邦中!


在谈过私营工业以后,我们来看看行政部门的情况吧!


在公务人员中,分工后果之严重与可怕,也并不亚于私营工业,因为在行政部门,到处都随着技术的发展而缩减大量雇员的薪金。一名邮递员的年薪约为400至600法郎,行政当局从中扣下大约10%作为退休基金。任职满30年退休的,每年可领300法郎的养老金,说得更确切些,每年领回原扣薪金300法郎;这笔钱如果退休人愿意转给养老院,则可以在养老院享受食、住和洗换衣被的权利。提起这些,我真有点心酸;不过,我觉得政府还算是慷慨的,因为一个全部工作只是用两条腿跑跑路的人,还想得到多少报酬呢?传说从前的犹太流浪者只能领到5个铜子,邮递员究竟还算拿到二三十个铜子呢!当然,大部分邮递员还要设法养家。至于需要使用脑力工作的只有主任和办事员,他们做的倒是人干的工作,因而收入也比较高。


因此,在各种公共服务事业中如同在自由行业中一样,事情的安排都是90%的劳动者给另外那10%的人当牛马:这就是工业进步不可避免的后果,也是财富不可缺少的条件。必须首先深刻了解这个基本道理,才能向人民谈论什么平等、自由、民主制度和种种乌托邦理想,因为这些东西的实现都以劳动者的相互关系经过彻底的革命为必要的前提。


分工最显著的一个后果是文学的衰落。


在中世纪和古代,文人都像百科全书那样博古通今,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不愧为骚士墨客的后代。文学高高在上地指导着社会;连国王也要乞求作家的青睐,或者是为了报复他们的侮慢,把他们连人带书付之一炬,可是,这后一种办法归根结底也是承认文学至上的一种方式。


今天,有的只是工业家、律师、医生、银行家、商人、教师、工程师、图书专家等等,而不再有文人了;我们还不如说,谁只要是在自己那个行业里有点地位,那就好像一定是腹有文墨似的,文学有如学位,成了任何这类职业的基本标志。文人二字只能按照字面最简单的意义来解释,成了公共写作者,也就是受雇于众人的捉刀小吏,其中人们最熟悉的就是新闻记者……


四年前,议会突然心血来潮,想起要制定一项有关文学所有权的法律,好像今后思想观念再也不会凌驾一切,文笔的高下已经无足轻重。感谢上帝,议会的雄辩总算像史诗和神话一样成为过去了,这幕戏没有引起商人和学者多大的兴趣;结果,内行人尽管慨叹艺术衰落,哲学观察家却认为这是人类理性的一大进步,因为理性对这类琐事与其说是喜爱,还不如说是厌烦。小说只有接近现实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历史已沦落为人类学的注释;最后,修辞技巧到处成了从属于观念和事实的走卒。讲究口才在不耐烦的人看来,实在是太烦琐、太耽误事情了,所以,根本就无人重视,一天天地失去魅力。19世纪的语言是由事实和数字组成的,谁最言简意赅,谁就是我们中间最有辩才的人;谁做不到这一点,谁就被毫不留情地排斥于能言者之外,归人无头脑者之列。


在一个新生的社会里,文学的发展必然走在哲学与工业之前,并且长期作为哲学与工业二者的表现形式。可是,思想超越语言的一天总要到来,这时文学所保有的优越地位,便成了社会衰退的可靠征兆。事实上,语言是各个民族天赋思想的集成,是上天最初向它启示的一部百科全书;语言是各民族的理性在通过观察与实验直接向大自然进军之前必须耕耘的园地。可是,当一个民族穷尽本族词汇所包含的知识以后,不去依仗高一级的哲学来加以提高,而只是披着诗人的斗篷,舞文弄墨,玩弄章句,那么,我们就可以大胆地宣称,这个社会正在没落。它的一切都将变得烦琐、庸俗和虚假;它甚至不能再保持它所珍爱的本族语言的光辉。我们将看到它不是走上塔西佗、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孟德斯鸠这样一些承上启下的天才人物的道路,而是无可挽回地走向毁灭,从西塞罗的威严磅礴沦落为塞涅卡的烦琐诡谲、圣奥古斯丁的对偶论法和圣贝尔纳的双关语式。



图为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罗马共和国晚期的哲学家、政治家、律师、作家、雄辩家。[图源:Wikipedia]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产生错觉,当最初全神贯注于语言的有才干的人把精力转移到经验和劳动上的时候起,所谓真正的文人就只不过是我们最渺小的一种官能的可怜化身罢了;文学这种智力劳动的糟粕,只是在以之作为消遣的有闲阶级和受它迷惑的无产阶级,在觊觎江山的政治骗子和捍卫政权的附庸风雅者之中,在传达西奈山诫命的神权祭司和主张人民主权至上的狂热信徒中,才有销路。其中最后的那种人为数并不多,他们只知道向公众贩卖格拉古和狄摩西尼的陈词滥调,目的无非是想在自己先辈的墓前小试护民的雄辩,巴望有一天真能登上高高的讲坛倾吐自己的宏论。


所以,不论建立了何种政权的社会,在无止境地恶化工人处境这点上都是一样的,到处的实践都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经验证明,劳动者一出母胎,就注定必须蒙受苦难;任何政治改革,任何劳资联合,以及任何慈善救济或教育方面的努力,都无从拯救他们。人们最近设想出来的种种灵丹妙药,都远不能治疗这种创伤,而只会刺激它恶化;有关这方面的种种著述,都只是明确指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这种恶性循环。


下文我们将扼要地证实这一点。



〇本文节选自蒲鲁东《贫困的哲学(上卷)》第三章“第一个时期——分工:分工原则的对抗性后果”,余叔通、王雪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标题为会社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19世纪的工厂场景。[图源:cepr.org]


〇专题策划人:烟波、老象

〇编辑 / 排版:阿蛋

〇审核:悦怿、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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